9月28日,“中华营造·梁思成、林徽因”展在位于武汉光谷的建筑博物馆(中国建筑科技馆)开展, 中国营造学社及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珍贵文献展品首次来汉,掀起一股“梁林热”。国庆假期,万余观众前来付费参观此展,配套销售的再版梁思成著述——《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等“大部头”,也受到读者追捧。
该馆馆长连红说,今年是梁思成诞辰120周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开创了中国古建研究,其学术成果和人生经历,映照着昔日大师云集的浪漫年代。展览及配套书籍,试图向公众全面呈现梁思成、林徽因这对“建筑伉俪”的初心与匠心。
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也一直相伴其建筑事业,并取得了不菲成绩。《中国建筑史》一书,林徽因也参与撰写了第六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在四川南溪李庄,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书稿。1946年,梁思成又完成了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书稿,以此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与辉煌成就。
作为首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被视为建筑学科的开山之作。该书最大功绩在于第一次把中国建筑史学纳入了系统科学研究的领域,采用东西合璧的研究方法,以历史文献与实例调查相结合,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规律、技术要点,总结出中国建筑的成就和各时代主要特征,使中国建筑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一书,则将数十幅宝贵的手绘古建筑图纸重新修复,展现在读者面前。开篇是一幅中国古建筑标准正立面,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由台基、屋身及屋顶组成的三段式经典构图。纵观全书,由汉至清,能够说是一部条理清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概要。一张张手绘图纸,不仅破译中国古代建筑语法,也清晰勾勒出杰作背后的匠心。
1924年,在父辈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两人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林徽因在几年前随父旅欧过程中,已爱上了这个能够很好的满足她将艺术和技术完美结合的专业。但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收女生,理由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加夜班绘图,女同学无人陪伴不甚方便。林徽因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先读艺术系,旁听建筑系。之后,她以优异成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聘为“建筑规划设计课兼任助教”。
1925年,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营造法式》(陶本)。《营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发展到了较高阶段。随书寄去的还有一封信,信中提到:“思成、徽因,俾永宝之”。梁思成说到,当一阵惊喜后,随着就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这个巨大的落差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定要破译这部“天书”的种子。可以说,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学术目标都是在这时确立的:一是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二是读懂《营造法式》,并且用现代语言和图纸对其进行翻译。
归国后的梁思成、林徽因经过慎重考虑,正式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此,他们向在世的老匠师取经,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建筑实例,致力于破解诠释中国营造的密码。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进入这样的领域,并非偶然的选择。当时,这样的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未经开拓的荒原。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且语焉不详。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留学期间学习到的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
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广袤大地上无数土木结构的古建筑,随时有可能因战火而毁灭。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开始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的考察与研究,经过十多年,累计考察了全国二百多个市、县的二千多座唐、宋、辽、金、元、明、清古建筑,并对其中大多数建筑进行了精细测绘、拍摄,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论的研究范式,并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
1937年,梁思成圈阅批注中国营造学社藏本《大唐西域记》,发现了被誉为“古建筑第一瑰宝”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林徽因则是发现佛光寺大殿的最重要的亲历者,正是她察觉到了梁上隐藏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等唐代题记。
这座寺庙建于公元857年,是梁思成、林徽因多年来实地调查发现的唯一的唐代木结构建筑。这一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华大地没有唐代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建筑这一断言。
“中华营造·梁思成、林徽因”展,展出了数十张两人在田野考察后精细测绘的手绘古建筑图纸。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克服路途艰辛、物资匮乏等困难,携手与共、相濡以沫,眼眸中除了有对方,还有着毕生的挚爱的事业。
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是个穷乡僻壤、艰苦简陋、没有一点医疗资源的小江村,但梁思成和林徽因拖着病体,同中国营造学社在此开展了6年的工作。身患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梁思成,仍然坚持到李庄等地对古建筑进行考察研究,与学社成员测绘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塔。林徽因在李庄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嗽的病人,仍坚持学术事业。
在逃亡的过程中,两人几乎丢弃所有细软,但战前调查的古建筑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他们紧紧地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
梁思成作为第一批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现代建筑师,对我国整个建筑学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林徽因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除身负“诗人”“才女”等多重光环外,也是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另外在文物保护、工艺美术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曾参与改造传统景泰蓝。
梁思成认为,建筑是文化的缩影,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他在著述中提到,中国的建筑与中国的文明同样古老。所有的资料来源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一直采用着一种土生土长的构造体系,从史前时期直到当代,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基本特征。尽管中国不断遭受外来的军事、文化和精神侵犯,这种体系竟能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和长达四千余年的时间中长存不败,且至今还在应用而不轻易其基本特征,这一现象,只有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中国建筑本来就是这文明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在对古建筑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两人注意到了各地古建筑岌岌可危的状况,开始思考古建筑的保护问题。很多古建筑也正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全国及国际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梁思成打破了延续千余年的“重塑金身”的传统,为古建筑的修缮定下了以“保护”为主线的基调,提出修缮的根本目的不是“拆旧建新”,而是为了使旧建筑寿命延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两人并肩力主保护北京古都风貌。
其实,早在1937年以前,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就对紫禁城进行测绘,这不是营造学社最重要的测绘项目,但却是历时最久、用力最多的测绘项目。现存并不完整的测稿,涉及大小建筑数十座,测稿总数将近千张。
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共同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表达出“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先进规划理念。除通过学术文章来宣扬保护思想,林徽因也不顾病体,为保护北京古城遗迹而极力奔走。
根据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回忆,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的规划上提出了一致的观点:第一,现代人有维护古都原貌的义务,不可为了眼前的方便而轻易“除旧布新”;第二,反对将北京城“就地改造”,即在老城之中进行现代建设。
遗憾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并没有赢得当时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从今天来看,他们提出的原则、理念和方案不少都颇具远见。
为号召公众重视古都遗迹的保护,五十年代初,林徽因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北京的文章,在梁林合作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阐释了北京中轴线这份“伟大的遗产”的特色,被认为是对于北京中轴线价值认知的最早论述之一。2011年,北京中轴线真正开始启动申遗工作,正是对于二位学者殷切期望的最好回应。
此外,林徽因与梁思成还创立了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共同参与国徽设计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展览还展出了大量手稿、书信、文献等,其中曾上热搜的林徽因给女儿梁再冰的书信,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建筑博物馆(中国建筑科技馆)副馆长候鑫磊介绍,1937年6月下旬,林徽因与梁思成到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发现了当时国内最古的木构建筑佛光寺。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们急忙绕道平绥线回到北平。不满八岁的女儿当时正随大姑母和表姐、表哥等在北戴河海滨过暑假。
匆忙中,林徽因给女儿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唠叨了旅程和生活,而后写道“我们大家都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这封信见证优良的家风传承和家国情怀。” 候鑫磊称,梁启超和林长民两位先生分别是梁思成、林徽因的父亲,这两位饱受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熏染的士子,在走向世界拥抱西学后,以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将他们的温暖、仁爱、勇敢、责任、眼界带给了子女。同时,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女士又将这种人格的力量传递给了子女。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走到生命的尽头,离开了她的亲人和挚爱的事业。梁思成为妻子设计了墓碑,汉白玉刻成的碑饰,取自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浮雕图案的样本。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地几个字:建筑师林徽因。
“中华营造·梁思成、林徽因”展策展人、著名雕塑家傅中望表示,从归国后“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投身中华营造的初心,到寻遍中国古建筑的匠心,梁思成、林徽因完美地阐释了中华营造的内涵:对于中国建筑史的探索、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文脉承续,以及严谨治学与孜孜不倦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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